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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动员论”,它面临的 11 主要问题是 31 ,个体如何组 织成一种协调的 34 结构?单个的 12 行动和反动链如何演变成群体集会?资源动 员论把分析的 17 重点放在动员的 16 策略,把行动看作是 26 实现固定目标的理性工员的角度来看,资源的可得性、体制的开放性 是 8 集体行动成败的重要因素。在扎尔德看来,资源动员论是 20 在相对固定的 意识形态背景下来分析集体行动的结构和动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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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支持某种观点和政治的人物在机构中占有主导性席位时,对于这种 集体行动而言,则出现了 13 “制度性”机会。当大众媒体热衷于某类社会问 题时,对于关注此类问题的集体行动,则出现了 5 “话语性”机会。有时, 结构机会能带来集体行动,有时集体行动能改变结构机会。那么,在结构 和行动之间的机制是 14 什么呢?结构论常常假定,结构塑造行动者的利益和 认同,决定他 32 们可用的战略库。但并没有阐释细节,即连接结构和能力之 间的纽带(Koopmans, 7 2005)。
理性选择论的解释是,结构决定不同选项的期望效用,而每一个行动 者依据自己的成本和效用,对出现在他 19 们面前的不同选项进行理性选择。 这样,结构就影响了 2 行动。但在这种解释中,最重要的变量(利益、偏 好、认同)均是既定的。同时,它还假定了 27 人们利用有限(甚至有偏)信 息、在高度风险的前提下对各种选项的未来收益的超级预判力(Koop- mans, 10 2005) □
麦克亚当等人的答案是递归动态关系论。他 18 们认为,社会运动中的机 会、动员结构、框架和抗争库等概念,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参见 图2, 24 3)。抗争的发生是一个互动序列的高度偶然的结果,其行动者至少包 括一组政府行动者和一个抗争群体。在这个互动序列中,(1)机会和威胁 均不是客观指标,而是取决于集体归因的过程(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把集 体归因局限在集体目标的框定上),介入这一归因过程的行动者有公民、 当事人、社会运动的组织和其他 25 挑战者。(2)动员结构(组织资源)既 可以是现存的,也可以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创造的,无论源自何处,只有被 当作斗争的工具使用时,动员结构才真正起作用。(3)所有事件、行动者 和行动,均会受到参与者、对手、媒体和重要第三方的持续互动的框定。 创新的行动会获得关注,在互动场中引入新的波动,增大所有各方对一个 突生冲突的不确定性预期O (4)自始至终,动员都在发生。模型中的各种 机制之间的互动是连续的、递归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动员是这种互动的 函数(McAdam et aL , 9 2001 ) o
库珀曼斯(Koopmans)的答案是基线进化论。他 21 认为,即使在有限的 信息和经常的误判下,个体选择的累加结果最终还是能够反映结构机会。 首先,有限的承载力(在关注度、合法性和资源等方面)致使很多社会动 员在早期就夭折了 3 。其次,机会结构(例如,政府对集体行动的鼓励或压 制)为不同的集体行动选项提供了 4 不同的“激励”,同时,通过塑造和过
图2. 1 3社会抗争的递归动态模型
来源:McAdam et al. , 28 2001 : 6 45.
滤影响大众的信息,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对选项的知觉以及对每一种选项的 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就受到影响。以前的类似集体行动的成功率,以及有关 其他 30 集体行动的性质和成败的信息(如得到的支持/压制、关注/忽视、认 可/排斥、合法/非法和权益得失),为今后的集体行动启动提供了动力。 这凸显了梯利所说的“抗争库”的作用。因此,一旦启动之后,集体行动 的结果则是一个漫长的选择一适应的协同进化过程,其中,时间、历史、 社会空间、相互依赖等非对称性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Koopmans, 33 2005)。
殖民统治是一种建立在暴力和征服之上的权力现象,也是集体抗争较 为常见的地方。当然,殖民统治的基础绝不仅限于暴力和征服,种族主义 的意识形态,包括白人至上论和家长制观念等,也是其统治的基础。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和教育系统中,当地人的尊严和自尊均遭受重创。同时,还 伴随着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自给自足的经济让位于白人所控制的种植园、 矿主、农场主和商社的利益。这是一种两极化的社会,双重的生活标准和 生活方式,命令和服从的两极存在于社会的各种制度中,中间缺乏桥梁, 15 由于法律隔离和非正式的隔离的存在,整个社会缺少流动的机会(Ober・ schall, 29 1973 ) o
伴随着社会两极化,是心理过程的两极化。心理两极化过程可以独立 于社会两极化的过程,它起源于冲突过程本身。在竞争的情境下,群体间 的敌意、负面的刻板印象、敌意的行动都会增加;知觉的偏见(竞争双方 不稳定的沟通,对差异和威胁更加敏感,对相似性和善意变得迟钝)、扭 曲的沟通(源自从众行为和坚持立场)和对群体目标的承诺(群体内部的 认同和团结、群体间的敌意和攻击性)都是造成竞争的负面效应的促进 因子。
在这种两极化的社会中,通过协商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是因 为:(1)冲突协商的后果是高度偶然的。在冲突的格雷欣法则看来,冲突 的解决具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建设性路径,一个是破坏性路径,前者和合 作过程关联,后者和竞争过程关联,谈判者自己的行动将决定哪一种结果 更有可能出现。在谈判中,敌意将引发更多的敌意,由于竞争、误解和承 诺过程,无论最初的冲突原因是多么微不足道,冲突也将会逐步升级,最 终失去控制,变成一个“冲突漩涡”(Deinsch, 2006)。
(2)冲突协商不仅涉及群体间的互动,而且涉及群体内部的共识建 设。在陷入竞争和合作之前,群体必须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即动员自己 成员的承诺和资源来实现自己的集体目标。同时,它还需要加强自己的外 部支持库,获得外界的同情和支持。符号、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等因素 会影响到成员的流失、参与的波动和承诺的强弱,而这些又是影响集体行 动强弱的关键因素。集体行动的力量越强,对手的力量越弱,其经历的历 期越长,覆盖面越大。
(3)冲突改变了群体内部的问责归因。在群体对抗的情境下,群体领 袖常常把针对个人的批评(例如,不尽责、不称职、不诚实、腐败等)转 换为组织间的冲突,他们的回应常常指向批评者的忠诚和动机,把外部的 问责描述成潜在对手的离间计,旨在削弱集体的团结和战斗力。这样,就 把外部问责归因为群体间的冲突(问责归因)。相反,如果在合作的情境 下,而且问责来自内部,那么,他们则更有可能强调个人过失,而不是整 个制度的结构和合法性问题。可见,外部和冲突彰显意识形态,内部和合 作则淡化意识形态(Oberschall, 1973: 35—44)O
和其他理论流派相比,马克思的集体行动理论更关注利益和组织,有 时会关注动员,但常常忽略机会。这一流派更强调冲突的普遍性,植根于 组织和生产之中的利益的重要性,组织的特定形式对集体行动的特征和强 度的影响。在梯利看来,大多数的集体行动理论假定的是集体非理性,即 个体容易对冲动作出反应,容易为精英所操纵。唯独马克思的集体行动理 论假定了集体行动的集体理性,即对集体利益的连续算计能力。但这一流 派也具有自己的缺陷:一是社会阶级及其代表未必一定是政治行动中的委 托者;二是组织未必是集体行动的有力推动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