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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动员论”，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如何组 织成一种协调的结构？单个的行动和反动链如何演变成群体集会？资源动 员论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动员的策略，把行动看作是实现固定目标的理性工员的角度来看，资源的可得性、体制的开放性 是集体行动成败的重要因素。在扎尔德看来，资源动员论是在相对固定的 意识形态背景下来分析集体行动的结构和动员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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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支持某种观点和政治的人物在机构中占有主导性席位时，对于这种 集体行动而言，则出现了 “制度性”机会。当大众媒体热衷于某类社会问 题时，对于关注此类问题的集体行动，则出现了 “话语性”机会。有时， 结构机会能带来集体行动，有时集体行动能改变结构机会。那么，在结构 和行动之间的机制是什么呢？结构论常常假定，结构塑造行动者的利益和 认同，决定他们可用的战略库。但并没有阐释细节，即连接结构和能力之 间的纽带（Koopmans, 2005）。

理性选择论的解释是，结构决定不同选项的期望效用，而每一个行动 者依据自己的成本和效用，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同选项进行理性选择。 这样，结构就影响了行动。但在这种解释中，最重要的变量（利益、偏 好、认同）均是既定的。同时，它还假定了人们利用有限（甚至有偏）信 息、在高度风险的前提下对各种选项的未来收益的超级预判力（Koop- mans, 2005） □

麦克亚当等人的答案是递归动态关系论。他们认为，社会运动中的机 会、动员结构、框架和抗争库等概念，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参见 图2, 3）。抗争的发生是一个互动序列的高度偶然的结果，其行动者至少包 括一组政府行动者和一个抗争群体。在这个互动序列中，（1）机会和威胁 均不是客观指标，而是取决于集体归因的过程（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把集 体归因局限在集体目标的框定上），介入这一归因过程的行动者有公民、 当事人、社会运动的组织和其他挑战者。（2）动员结构（组织资源）既 可以是现存的，也可以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创造的，无论源自何处，只有被 当作斗争的工具使用时，动员结构才真正起作用。（3）所有事件、行动者 和行动，均会受到参与者、对手、媒体和重要第三方的持续互动的框定。 创新的行动会获得关注，在互动场中引入新的波动，增大所有各方对一个 突生冲突的不确定性预期O （4）自始至终，动员都在发生。模型中的各种 机制之间的互动是连续的、递归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动员是这种互动的 函数（McAdam et aL , 2001 ） o

库珀曼斯（Koopmans）的答案是基线进化论。他认为，即使在有限的 信息和经常的误判下，个体选择的累加结果最终还是能够反映结构机会。 首先，有限的承载力（在关注度、合法性和资源等方面）致使很多社会动 员在早期就夭折了。其次，机会结构（例如，政府对集体行动的鼓励或压 制）为不同的集体行动选项提供了不同的“激励”，同时，通过塑造和过

图2. 3社会抗争的递归动态模型

来源：McAdam et al. , 2001 : 45.

滤影响大众的信息，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对选项的知觉以及对每一种选项的 成本和收益的估算就受到影响。以前的类似集体行动的成功率，以及有关 其他集体行动的性质和成败的信息(如得到的支持/压制、关注/忽视、认 可/排斥、合法/非法和权益得失)，为今后的集体行动启动提供了动力。 这凸显了梯利所说的“抗争库”的作用。因此，一旦启动之后，集体行动 的结果则是一个漫长的选择一适应的协同进化过程，其中，时间、历史、 社会空间、相互依赖等非对称性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Koopmans, 2005)。

殖民统治是一种建立在暴力和征服之上的权力现象，也是集体抗争较 为常见的地方。当然，殖民统治的基础绝不仅限于暴力和征服，种族主义 的意识形态，包括白人至上论和家长制观念等，也是其统治的基础。在生 活的方方面面和教育系统中，当地人的尊严和自尊均遭受重创。同时，还 伴随着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自给自足的经济让位于白人所控制的种植园、 矿主、农场主和商社的利益。这是一种两极化的社会，双重的生活标准和 生活方式，命令和服从的两极存在于社会的各种制度中，中间缺乏桥梁, 由于法律隔离和非正式的隔离的存在，整个社会缺少流动的机会(Ober・ schall, 1973 ) o

伴随着社会两极化，是心理过程的两极化。心理两极化过程可以独立 于社会两极化的过程，它起源于冲突过程本身。在竞争的情境下，群体间 的敌意、负面的刻板印象、敌意的行动都会增加；知觉的偏见(竞争双方 不稳定的沟通，对差异和威胁更加敏感，对相似性和善意变得迟钝）、扭 曲的沟通（源自从众行为和坚持立场）和对群体目标的承诺（群体内部的 认同和团结、群体间的敌意和攻击性）都是造成竞争的负面效应的促进 因子。

在这种两极化的社会中，通过协商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是因 为：（1）冲突协商的后果是高度偶然的。在冲突的格雷欣法则看来，冲突 的解决具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建设性路径，一个是破坏性路径，前者和合 作过程关联，后者和竞争过程关联，谈判者自己的行动将决定哪一种结果 更有可能出现。在谈判中，敌意将引发更多的敌意，由于竞争、误解和承 诺过程，无论最初的冲突原因是多么微不足道，冲突也将会逐步升级，最 终失去控制，变成一个“冲突漩涡”（Deinsch, 2006）。

（2）冲突协商不仅涉及群体间的互动，而且涉及群体内部的共识建 设。在陷入竞争和合作之前，群体必须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即动员自己 成员的承诺和资源来实现自己的集体目标。同时，它还需要加强自己的外 部支持库，获得外界的同情和支持。符号、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等因素 会影响到成员的流失、参与的波动和承诺的强弱，而这些又是影响集体行 动强弱的关键因素。集体行动的力量越强，对手的力量越弱，其经历的历 期越长，覆盖面越大。

（3）冲突改变了群体内部的问责归因。在群体对抗的情境下，群体领 袖常常把针对个人的批评（例如，不尽责、不称职、不诚实、腐败等）转 换为组织间的冲突，他们的回应常常指向批评者的忠诚和动机，把外部的 问责描述成潜在对手的离间计，旨在削弱集体的团结和战斗力。这样，就 把外部问责归因为群体间的冲突（问责归因）。相反，如果在合作的情境 下，而且问责来自内部，那么，他们则更有可能强调个人过失，而不是整 个制度的结构和合法性问题。可见，外部和冲突彰显意识形态，内部和合 作则淡化意识形态（Oberschall, 1973： 35—44）O

和其他理论流派相比，马克思的集体行动理论更关注利益和组织，有 时会关注动员，但常常忽略机会。这一流派更强调冲突的普遍性，植根于 组织和生产之中的利益的重要性，组织的特定形式对集体行动的特征和强 度的影响。在梯利看来，大多数的集体行动理论假定的是集体非理性，即 个体容易对冲动作出反应，容易为精英所操纵。唯独马克思的集体行动理 论假定了集体行动的集体理性，即对集体利益的连续算计能力。但这一流 派也具有自己的缺陷：一是社会阶级及其代表未必一定是政治行动中的委 托者；二是组织未必是集体行动的有力推动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