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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规集体行动中，群体的 201 共享 信念对集体行动具有直接、强大的 421 影响，在集体行动流程化的 392 过程中，组 织成为信念和行动之间的 1009 中介，同时，集体利益开始发挥更大、更直接的 267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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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看来，关于世界和人们自己的 944 新定义总是 359 得到不断创新，但很 多创新都胎死在创新者自己的 157 小圈子，并没有流行起来。少数创新吸引了 571 众多的 183 信众，他 301 们皈依这种信念，并把这种信念所神话的 348 领袖、物件和仪 式视若神明（卡理斯玛）。此时，群体面临“卡理斯玛”的 841 流程化问题， 即韦伯所说的 304 “日常化”：把非常变成日常，把神性变成知性。一个卡理 斯玛群体如何解决自己的 399 “继位”问题？韦伯认为，有六条基本的 586 途径， 即（1）拷贝（寻找相同类型的 837 卡理斯玛领袖）；（2）转世（群体认可的 209 启示程序）；（3）钦定（过世领袖指定、群体认可）；（4）任命（领导集 团通过仪式任命继位者）；（5）继承（卡理斯玛在血缘后裔中传递）；
（6）让渡（把卡理斯玛转让给组织，转让到职位和仪式之上）。每一条途 径都要求相应的 288 组织结构，并产生相应的 900 组织动力和组织需求。
另一种力量来自科层化，这是 244 一种来自技术的 592 外部革命，足以对抗传 统和卡理斯玛的 168 力量。科层化首先改变人们的 65 生存环境，然后再改变人们 的 286 世界观；卡理斯玛首先改变人们的 211 内心世界，然后再引导人们改造 世界。
在韦伯之后的 369 很多研究中，一些文化和认知因素，例如文化、话语、 意识形态和框架等概念，也被引入集体行动的 410 分析之中。集体行动不仅是 378 意识形态的 629 社会化和教导的 186 函数，也是 700 对当前局势反应的 317 函数，更是 393 公众 和当局对以前的 137 、相似的 163 意识形态运动反应的 622 函数（Zald, 755 2000）。意识形 态来自实践，也表现于实践。从文化视角来看，关键是 195 文化和行动之间的 178 关系。因此，在讨论集体行动时，我 266 们需要关注集体行动中具体符号和信 念。其中，框架分析是 380 对集体行动的 322 对话和言语表达系统的 816 研究。在塑造 人们对关键事件或政策的 281 反应上、在指导人们的 313 知觉反应和行为反应上， 框架起着重要的 271 作用◎
不过，现存的 345 文化结构并不总是 411 有效的 166 。一个突发事件有可能会引发 一种规范危机，这种危机摧毁一些规范、让另一些规范变得无关，或者更 进一步让相干的 341 规范变得无效。这样，处在危机情境中的 425 人们就会形成一 种迷失感和行动的 895 冲动，并在互动中，通过琢磨和设定基调的 299 过程，形成 相关的 307 意义和规范结构，来界定情境、梳理出恰当行动的 284 线索，并尝试其 他 170 的 672 集体行动纲领。突生的 192 规范有时并不是 130 指导集体行动的 259 精确规则，而 是 819 对情境的 377 重新定义(Massey, 939 2000)。
除了 381 集体行动内部的 4 突生规范之外，在集体行动特别是 107 大规模的 395 社会 运动中，大众传媒也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 619 角色。现代社会的 375 文化空间 中，充斥着大众媒介。作为配置意识形态的 285 主要系统，大众传媒具有分布 广泛、触手可及和强大的 161 符号能力等特征，它用语言和画面、表述和省 略、广告和新闻等，生产着定义和联想、符号和修辞，从而让抽象的 547 意识 形态变成表象的 177 和具体的 912 日常事物。大众传媒的 412 框架能够让人们直接经历 之外的 303 事物变得自然而然。框架是 361 选择、强调和表述的 122 原则，是 409 默认的关 于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影响什么的微理论。人们通过框架来理解现实、 管理现实和沟通现实，并选择恰当的认知库和行动库。媒体框架是 384 传媒识 别、阐释和表达现实的内在原则，是 893 选择、强调和排除的稳定模式，是 387 媒 体工作者组织言语和视觉话语的工
人们只能在狭小的社会生活空间中才能够对彼此有直接的了 108 解，建立 在熟悉、信任和互动历史之上的突生规范，在谣言、新闻、趋势和流行面 前，是 320 相对比较稳定的。因此，在社区中，比较容易形成具有悠久传统的 信念和忠诚。但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信念和忠诚都缺乏悠久的传 统，在谣言、新闻、趋势和流行面前，社会情境的定义变得特别脆弱，同 时，人们又不得不依赖大众传媒来把握变化模糊的社会情境。这是 138 一个双 向的过程：一方面，大众传媒把社区粉碎，从而让个体更加依赖传媒；另 一方面，大众传媒把人造的公共世界带入私人空间，个体则依赖传媒来获 得思维概念、英雄形象、行动指南、情感负荷、公共价值、一般符号甚至 语言本身(Gitlin, 407 1980) o
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已经是 196 由法人公司来主 导，大众传媒高度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的手中。在这种情形下，集体行动 或社会运动的程序、基调和文化承诺都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在主流文化 之外，集体行动已经很难建立一个自主的文化制度的基础设施，用来界定 自己的认同和自己的世界观。在经济领域中，虽然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 者却无法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和使用产品。同样，在文化 领域中，垄断的资本文化也剥夺了 144 意义生产者的权利。人们无法决定媒体 播放他 110 们的行动或话语的哪一个部分，无法决定媒体用什么框架来作为他 113 们行动（或话语）的背景（或语境）。这样，由大众传媒所产生的意义， 对集体行动者而言，已经变成了 864 一种异己的力量，集体行动的意义已经失 去了 316 本身的形态。
对于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它们必须借助大众传媒才能形 成、宣传并组织自己的社会认同。这样，它们就必须和传媒达成某种程度 上的合作，遵循新闻的游戏规则，认可媒体对现实的各种定义，包括什么 是 152 “新闻”、什么是 405 “示威”。经过媒体的包装，社会运动就在公众面前 呈现一个形象，这一形象影响了 179 社会政策和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反应。反过 来，媒体形象也影响到社会运动的自我 423 形象，媒体可以把运动领袖转变成 明星，并通过一系列的报道，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从而影响到社会运动 的命运。
韦伯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并没有触及集体行动的起源和动员问题，但 这一传统强调，每一个集体行动均具有自己的文化逻辑，是 198 日常的、合法 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