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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 6 如何界定、细化和组织他 16 们自己及其共同利益的 15 呢？这 一问题的 23 答案，米勒传统的 14 集体行动理论没有回答，但却是 28 韦伯传统和互 动论传统的 20 集体行动理论的讨论中心。例如，群体边界的封闭或开放程度 是 29 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一些秘密宗派中，群体边界是 8 高度封闭的。首先, 19 只有同意宗派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组织目标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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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后，通过较高的入会资格和很长的等待队列，再次筛选申请者，让其中有 能力、有忠心、肯服从的人加入到内部的圈子；在考察的过程屮，让申请 者中断和外部的一切联系，减少外部互动所带来的各种效应。这样，在个 体的生活中，就建立了 32 一个关键的角色地位，即“宗派成员”，其他 21 的生 活角色和地位完全消失或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从这个示例，我 34 们就可以 看岀，这些假定背后的问题是 30 多么的重要。
三 韦伯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文化观念的视角
韦伯把集体行动看作是 2 对某些信念系统（包括集体目标、行为准则和 权威的合法性）的承诺结果，它们具有自己的逻辑和力量，而群体的结构 和行动均源自对信念系统的最初承诺。在非常规集体行动中，群体的共享 信念对集体行动具有直接、强大的影响，在集体行动流程化的过程中，组 织成为信念和行动之间的中介，同时，集体利益开始发挥更大、更直接的 作用。
在韦伯看来，关于世界和人们自己的新定义总是 10 得到不断创新，但很 多创新都胎死在创新者自己的小圈子，并没有流行起来。少数创新吸引了 13 众多的信众，他 3 们皈依这种信念，并把这种信念所神话的领袖、物件和仪 式视若神明（卡理斯玛）。此时，群体面临“卡理斯玛”的流程化问题， 即韦伯所说的“日常化”：把非常变成日常，把神性变成知性。一个卡理 斯玛群体如何解决自己的“继位”问题？韦伯认为，有六条基本的途径， 即（1）拷贝（寻找相同类型的卡理斯玛领袖）；（2）转世（群体认可的 启示程序）；（3）钦定（过世领袖指定、群体认可）；（4）任命（领导集 团通过仪式任命继位者）；（5）继承（卡理斯玛在血缘后裔中传递）；
（6）让渡（把卡理斯玛转让给组织，转让到职位和仪式之上）。每一条途 径都要求相应的组织结构，并产生相应的组织动力和组织需求。
另一种力量来自科层化，这是 1 一种来自技术的外部革命，足以对抗传 统和卡理斯玛的力量。科层化首先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然后再改变人们 的世界观；卡理斯玛首先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然后再引导人们改造 世界。
在韦伯之后的很多研究中，一些文化和认知因素，例如文化、话语、 意识形态和框架等概念，也被引入集体行动的分析之中。集体行动不仅是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和教导的函数，也是对当前局势反应的函数，更是公众 和当局对以前的、相似的意识形态运动反应的函数（Zald, 9 2000）。意识形 态来自实践，也表现于实践。从文化视角来看，关键是文化和行动之间的 关系。因此，在讨论集体行动时，我 18 们需要关注集体行动中具体符号和信 念。其中，框架分析是对集体行动的对话和言语表达系统的研究。在塑造 人们对关键事件或政策的反应上、在指导人们的知觉反应和行为反应上， 框架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现存的文化结构并不总是有效的。一个突发事件有可能会引发 一种规范危机，这种危机摧毁一些规范、让另一些规范变得无关，或者更 进一步让相干的规范变得无效。这样，处在危机情境中的人们就会形成一 种迷失感和行动的冲动，并在互动中，通过琢磨和设定基调的过程，形成 相关的意义和规范结构，来界定情境、梳理出恰当行动的线索，并尝试其 他 25 的集体行动纲领。突生的规范有时并不是指导集体行动的精确规则，而 是对情境的重新定义(Massey, 26 2000)。
除了 5 集体行动内部的突生规范之外，在集体行动特别是大规模的社会 运动中，大众传媒也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现代社会的文化空间 中，充斥着大众媒介。作为配置意识形态的主要系统，大众传媒具有分布 广泛、触手可及和强大的符号能力等特征，它用语言和画面、表述和省 略、广告和新闻等，生产着定义和联想、符号和修辞，从而让抽象的意识 形态变成表象的和具体的日常事物。大众传媒的框架能够让人们直接经历 之外的事物变得自然而然。框架是选择、强调和表述的原则，是默认的关 于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影响什么的微理论。人们通过框架来理解现实、 管理现实和沟通现实，并选择恰当的认知库和行动库。媒体框架是传媒识 别、阐释和表达现实的内在原则，是选择、强调和排除的稳定模式，是媒 体工作者组织言语和视觉话语的工具(Goffman, 22 1974； Gitlin, 31 1980； Oli ver, 1989) °
人们只能在狭小的社会生活空间中才能够对彼此有直接的了 7 解，建立 在熟悉、信任和互动历史之上的突生规范，在谣言、新闻、趋势和流行面 前，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此，在社区中，比较容易形成具有悠久传统的 信念和忠诚。但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信念和忠诚都缺乏悠久的传 统，在谣言、新闻、趋势和流行面前，社会情境的定义变得特别脆弱，同 时，人们又不得不依赖大众传媒来把握变化模糊的社会情境。这是一个双 向的过程：一方面，大众传媒把社区粉碎，从而让个体更加依赖传媒；另 一方面，大众传媒把人造的公共世界带入私人空间，个体则依赖传媒来获 得思维概念、英雄形象、行动指南、情感负荷、公共价值、一般符号甚至 语言本身(Gitlin, 1980) o
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已经是由法人公司来主 导，大众传媒高度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的手中。在这种情形下，集体行动 或社会运动的程序、基调和文化承诺都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在主流文化 之外，集体行动已经很难建立一个自主的文化制度的基础设施，用来界定 自己的认同和自己的世界观。在经济领域中，虽然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 者却无法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和使用产品。同样，在文化 领域中，垄断的资本文化也剥夺了 4 意义生产者的权利。人们无法决定媒体 播放他 33 们的行动或话语的哪一个部分，无法决定媒体用什么框架来作为他 11 们行动（或话语）的背景（或语境）。这样，由大众传媒所产生的意义， 对集体行动者而言，已经变成了 24 一种异己的力量，集体行动的意义已经失 去了本身的形态。
对于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它们必须借助大众传媒才能形 成、宣传并组织自己的社会认同。这样，它们就必须和传媒达成某种程度 上的合作，遵循新闻的游戏规则，认可媒体对现实的各种定义，包括什么 是“新闻”、什么是“示威”。经过媒体的包装，社会运动就在公众面前 呈现一个形象，这一形象影响了社会政策和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反应。反过 来，媒体形象也影响到社会运动的自我 12 形象，媒体可以把运动领袖转变成 明星，并通过一系列的报道，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从而影响到社会运动 的命运。
韦伯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并没有触及集体行动的起源和动员问题，但 这一传统强调，每一个集体行动均具有自己的文化逻辑，是日常的、合法 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