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涵·企业主播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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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行动、集体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是一个复杂性递增 的社会过程。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集体行动的形式、内容、社会基 础、发生概率和参与意义等，都是不同的。因此，在考察集体行动时，我 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有关集体行动的动员、组织、机会等管理学意义上的问 题，还应考虑它对社会总体和个人的意义和文化问题（包括价值、规范、 语言、认同和集体认知）以及个体和集体的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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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们看来，不同的理论流派实际上是在尝试解决不同的问题，因 此，并不构成竞争的理论命题，而是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我们对集体行 动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互补的关系。

有些学者把集体行动的问题分解为四个子问题，包括“参与问题”、 “领头问题”、“担保问题”、“搭便车问题” 

参与问题涉及集体行动的边界。谁会成为集体行动的一员？这是一个 认同建设的问题，既包含集体行动者自己，也涉及媒体等第三方观察者。 没有集体标识，即使出现一定规模的多人行动（广场上散步的人群），也 很难被识别为集体行动（为抗议污染企业的开工而以散步名义聚集在广场 上的人群），更无法吸引潜在参与者的陆续参与。在前面所讨论的五个流 派中，互动论传统对这一问题较为关注。米勒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特别 是奥尔森的提问和解答方式，则同时关注参与问题和搭便车问题，更准确 地说，是关注搭便车对参与的效应问题。

领头问题涉及集体行动的决策机制。在众多的参与者当中，没有人愿 意成为集体行动的领袖，形成某种集体行动的决策机制。这一问题在集体 行动缺乏整个社会的合法性支持时（如反叛），尤其突出。因为集体行动 的失败概率很大，而领导者常常要比普通成员更有可能承担整个集体行动 失败所带来的各种惩罚。如果人人都不挑头的话，即使是参与的动机存 在，也不会出现集体行动。在前面所讨论的五个流派中，马克思传统的社 会结构流派，特别是资源动员模型，对领头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担保问题涉及集体行动的不确定性。即使个体有参与动机，也有成员 愿意担当领导的角色，但由于群体内部在利益、认知、信息等方面的异质 性，这个新生群体也有可能无法达成目标、策略等方面的必要共识，从而 使得整个集体处于“待机”状态，失去集体行动的能力。由于外部环境的 其他群体对这个新生的集体行动可能会具有不同的反应，包括合作、竞 争、对抗和规避，从而造成集体行动达成目标的不确定性。简言之，集体 行动的成败是没有担保的。

搭便车问题涉及集体行动的成果分享。如果每个群体成员独立承担参 与成本，且个体行动对集体行动的成功概率可以忽略不计，但集体行动的 结果却是所有成员均可以受益的话，那么，每个成员就可以仅仅靠维持成 员资格，而不是积极参加集体行动，出现旷工、怠工、磨洋工等现象，那 么，集体行动就有可能出现“休克”的状态。

在利希巴赫看来，集体行动问题过多关注了参与问题，但忽略了其他 重要的问题，例如，在抗争性的集体行动中，包括经济不平等、政府调 节、政府压制、冲突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外部干预、阶级分裂和政 治民主（Lichbach, 1994； Lichbach, 1995 ）o

从本研究的角度来看，集体行动的问题还可以分解为起源问题（集体 行动是如何可能的）、发展问题（集体行动是如何兴衰的）和进化问题 （已经成形的集体行动如何在社会公共空间和时间上得到再生产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的是集体行动的发展问题，而不是集 体行动的起源问题，是一个集体行动或组织的成长机制，而不是它们的生 成机制。涂尔干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所关注的是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空 间。但这一流派过多强调了社会结构崩溃和失范所带来的集体行动的可能 性，却没有看到现存的法律制度和组织支持给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可能性。

在我们看来，解决集体行动的起源问题，除了奥尔森所谓的利益逻辑 （利诱）之外，还存在一个权力逻辑（人和），这是一种建立在集体认同 之上的共同命运。这种逻辑强调的不是个体利益而是集体利益，不是个体 的理性算计而是个体的无私奉献，不是强调派别而是看重整体，不是强调 个性化的意见而是强化共识的建设。

此外，集体行动的理论，特别是社会运动理论，主要考察的是冲突背 景下的集体行动现象。这给它们带来一种体制外、制度外的视角，并带来 一种“挑战者”偏见。这一偏见模糊了一个理论见识，即从理论上讲，集 体行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同样也是组织所面临的问题。但大多数组织的 形成得到法律、制度、规范和组织上的支持，例如，《公司法》对创立企 业的合法性支持。因此，在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和组织理论之 间，存在有机的联系。在这里，我们将从权力理论所试图解决的问题着 手，寻找这一失落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