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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 25 同龄群所经历的 18 不同历史背景，给他 4 们留下了 5 独特的 10 经验。在 中国这样的 6 一个急剧变迁的 7 社会中，不同同龄群之间的 12 差异有时也被称为 代沟。这些独特的 8 社会经历会给个人的 34 人际信任水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类经验研究很少见。本研究试图对这一方面作一个初步的探索。我 21 们的 基本假设是 31 ，经历过社会动荡、政治运动和政治歧视的个人，会降低自己 的人际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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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成长环境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和经历，在这里，我 11 们把个 人的成长环境分为城市环境和其他 13 ，这大致对应于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 和机械团结。我 29 们的基本假设是 27 ，成长于城市环境的组织成员，比较习惯 于异质性和制度约束，从而降低人际信任的水平。
相对于人际信任而言，对制度信任的研究就比较少见。所谓制度信任 就是 33 人们对制度运作效率和公平的基本判断。在本研究中，我 2 们把制度信 任看作是 15 权势场和权杖场之间的通道之一，它的作用是 14 给予秉权机制以行 动支持。没有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在权势场和权杖场所架起的这两个通 道，用权机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这两种信任基础，任何权 力技术都将失效。
分所有制拟合的回归模型表明，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迁移效应的规 模有所不同，在股份组织中，迁移的效应最大，为0. 3 271；效应规模最小 的组织是 22 行政组织，只有0. 9 031, 20 但这些差距并没有得到模型的方差检验 的支持。因此，迁移会增加人际信任的水平，这一关系在不同的组织类型 之间没有表现出差异。
不同组织类型之间，制度信任在主观社会阶层上的分布没有明显差 异。私有组织、公有组织和股份组织中，社会地位和制度信任之间的关系 均为正相关。唯一的例外出现在行政组织中，它的上上阶层的平均制度信 任得分有点逆序。不过，正如前面所说的，在总体上，上层中的这两个阶 层之间也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因此，总的结论是 30 ，制度信任在社会地 位阶层上的分布，并没有所有制之间的差异。
制度信任在社会垂直层面上的聚集分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中 国社会底层一盘散沙的特征，底层社会的制度信任的相对水平较低，也是 24 造成权力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个人进入组织的途径和个人在组织中的时间投入，也有可能影响个人 的制度信任水平。在这里，我 1 们仅考察两个和组织过程相关的变量：一是 16 个人进入组织的途径，我 32 们称为“组织门径”，它反映的是人们进入组织 的正式程度；二是工作负荷，它从时间上测量了 23 人们对组织的贡献程度。
从组织门径上，我 26 们区分了 28 两种不同的进入组织的途径：一类是通过 熟人等非正式途径进入组织的人，另外一类则是通过正式的招聘、分配等 途径进入组织的人。和正式招聘的组织成员相比，非正式途径进入组织的 个人，其制度信任的平均水平较低
组织权力形式是管辖权，它是对一定数量的下属 的直接管理权限。这种权力形式，具有可以直接量化的特征，下属的数量 就是这种权力形式的大小的直接度量，但是，由于样本量和权力分布的社 会运作机制的结果，大多数被访者是属于“下属”的范畴，因而，在本研 究中，我们只能区分出“上级”和“下级”两个群体，而无法直接用下属 的多寡来测度管辖权的数量差异。我们假设，管辖权和制度信任水平之间 应当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调查数据显示，拥有管辖权的组织成员，相对于不拥有管辖权的组织 成员而言，具有更高的制度信任水平。